在中国气象学会诞生百年的背景下，以“先行者”“创业者”“教育者”“领军者”“开拓者”和“领导者”为主线，用每条主线的两位代表人物、共十二位 已故的杰出气象学者一个世纪以来探索实践活动的一些侧面，纪念中国气象学 会成立百年，铭记气象学会对中国气象事业的有力推动、对全球气象发展的巨 大影响和贡献。这里，每位人物都是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更多气象前辈和大师群 体的代表。缅怀这十二位大师级人物，从一个视角凸显他们及其代表的几代气象人，在中国气象学会的大旗下，围绕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的起步、发展和 壮大，对以“爱国、创新、求实、奉献、协同、育人”为特质的科学家精神的完美 诠释；对这些还未远离我们的气象先贤，用他们波澜壮阔、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人生故事和奋斗经历的片段，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，礼赞我们从事的事业。同时， 为中国气象科技跨越社会形态的百年发展倍感自豪，为跨越海峡两岸形成的气象 文化并融入中华传统中感到骄傲，更对中国气象昂首走向未来充满信心！
《大学》云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 则近道矣。”
在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成立并走过一个世纪之时，回望中国百年气象事业发展，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。过去百余年，从全球视角看是气象科学从近代跨 入现代并获得极大发展时期。其中，挪威学者皮耶克 尼斯领导的卑尔根气象学派于20世纪初（1904年）提 出气象预报问题是物理初值问题，并将其纳入物理学 应用领域，率先开展基于物理定理的天气分析，是现 代气象科学的发端；20世纪20年代，卑尔根气象学派 以天气图为工具发展天气分析和诊断预报，成功催生 了基于科学的天气预报服务。1950年，芝加哥学派代 表人物罗斯贝和查尼等，借助现代电子计算机实现数 值天气预报（NWP）并发展了全新的动力气象学，完 成了气象科学现代化的全新面貌的塑造。从20世纪后 半叶开始，以NWP为代表的数值动力预报水平，以 每10年预报时效延长1天的速度持续提升，既是一场 “静悄悄的革命”，更让气象学成为地球科学领域各分支极其少见、持续数十年不断进步的范例学科。
中国气象界十分幸运，在这个重要的学科发展阶段伊始，一批怀揣报效祖国信念的气象学人，于1924 年创立了中国气象学会，让落后了数百年的中国气象事业，在国人自强的觉醒中，开启了中国气象现代化 的不朽征程。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探索中，一大批优秀气象学家被我们铭记！在100年的时间里：
——他们或留学西方后回国创业，或思考摆脱传统上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气象认知，在推动气象科学 西学东渐的同时，不忘面向中国国情全面筹划气象设 施和开展原创性研究并取得了影响世界的成果，他们是引导中国气象事业步入正轨的先行者；
——他们了解现代气象之真谛，或者从实业角度开启中国民间气象事业的先河，或者积极投入早期国 人自主的气象科学考察活动，让源自西方的现代气象 从形式到内涵落地中国，他们是中国气象实业和科学考察最早的创业者；
——他们树立了“教育救国，科学兴邦”的报国之志，坚守三尺讲台数十年，推进气象教育的逐步发展，为国家气象人才培养取得突破，他们是打牢气象 人才根基的教育者；
——他们较早意识到气象是一门需要在点、面上全方位投入才能发展的科学，也需要新思路和分领域的突破，才能让中国气象立于世界之林，他们是气象 科学创新的领军者；
——他们不断意识到以服务为宗旨的气象业务， 是一项影响国家安全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体系建设，而面对气象灾害，必须不断引入最新气象学科创 新成果，才能让气象业务成为国家发展的坚强支柱， 他们是气象业务的开拓者；
——他们较早形成了国家气象事业的理念，从国家、民族的视角审视气象发展，通过领导气象机构， 尝试制定以举国之力建设气象大国、瞄准气象强国的发展路线，他们是中国国家气象机构的领导者。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，“科学是最伟大的集体努力”。中国气象学会作为科学团体，无疑代表了发展气象科学的集体力量。本文介绍的十二位气象先 贤，是中国气象学会百年发展的中坚力量，不仅为这项事业奉献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和心血，更为难得的是，百年来他们的教诲和精神影响着同代人和后来 者，让中国气象事业成为包括了几代人，前后上百万人为之前赴后继的终生事业。本文基于文献和调研成果，主要透过人物和相关事件，简要回顾中国气象百年事业发展的不朽历程。
1 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前国内外气象发展背景
公元1633年，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等，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《空际格致》，这是西方古典气象学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。1637年，笛卡尔发表《气象学》， 提出用量化方法描述自然现象，从而摆脱了亚里士多 德经典气象的束缚，拉开了西方近代气象的大幕。包 括气象科学在内的大部分中国自然科学学科的近现代 化，一般指鸦片战争后中国洋务派开展的以“师夷长 技”为特征的自强运动中，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展 开的进程。其中，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 出版西方科学著作，往往被认为是近现代化肇始的明 显标志。例如，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《谈 天》的发表，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天文学。而十 多年后《御风要术》（1873年）和《测候丛谈》a （1877 年）等气象译著的出版，以及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建 立（1873年），都集中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。因此，可 以将19世纪70年代看作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开始。特别 是，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成立，在其课程表中第一次真正出现“气象”一词，也让一度被“观象”模糊覆盖的气象学，与天文学开始逐渐区分开，气象科学在 中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b。图1中描绘了16世纪 中叶到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前的近400年里，西方和中国气象发展的部分标志性事件。
如果说中国近代气象，在西方之后数百年才露出端倪，代表了气象科学理念的落后和西学东渐传播本身的“时差”的话，落后的本质，则被爱因斯坦一言命中。1953年，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谈及近代科学的 起源和中国的情景：“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项伟大的成就：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（在欧几里得 几何学中），以及（在文艺复兴时期）发现可以通过系 统实验找出因果关系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 出这两步，那是用不着惊奇的。”显然，这样深刻的见解，道出了无法用时间长度衡量的差距。
中国相比西方气象发展的全面落后，是近代旧中国全面落后的必然表现。鸦片战争后，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，将“赛先生”引入国内以“自强”。梁启超1896年在《论学会》中率先提出：“今欲振中 国，在广人才，欲广人才，在兴学会！”一语道出将 专业学者组织起来会迸发出的巨大力量。到晚清民国时期，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先后学成回国，他们和 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一起，加快了包括气象科学在内的 “西学东渐”进程a。正是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的成立， 让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洋人对中国气象的主导权，逐步回到国人手中。
1924年2月，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蒋丙然，代表政府接收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青岛观象台。此时，早在观象台成立之初的1912年就不断被热议的话题再 现，气象界同仁向这位气象科科长呼吁，筹建中国气 象学会。蒋丙然在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的支持下，为 中国气象学会的成立积极准备，并将青岛观象台办公 地作为成立大会会址。1924年10月10日，中国气象学 会在青岛宣告成立，16位代表参会，选举蒋丙然为首届会长，彭济群为副会长，竺可桢等6人为理事，张謇、高恩洪和高鲁为名誉会长。中国本土气象事业因此扎下根基，开启了跨越时代的持续发展。
2 缅怀十二位中国气象事业的先行者、创业者、教育者、领军者、开拓者和领导者
2.1 开创事业的先行者蒋丙然和竺可桢：点亮科学的明灯
1924年成立的中国气象学会，在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代表大会的16人中，起主导作用和年富力强的代表，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。其中用尽一生奉献给中国气象事业的杰出人物，无疑是其中的蒋丙然和竺可桢 （图2）。
蒋丙然（1883—1966年），1913年扛起第一个以 “气象”命名的中国官办机构——民国政府教育部中央观象台气象科——的使命，在快速开展气象观测和 预报服务的同时，还在十多年后主持了中国气象学 会的成立，让当初仅有很少几个人的“气象科”播撒 了更多种子，点燃了气象前行发展的燎原之势。竺可 桢（1890—1974年），这位被全球科技界仰望的学术大 家，不仅是中国最早在西方接受气象教育的博士，还 是全面和创造性融合中西方人与环境相处之道的学者，用中国五千年旱涝分析等成果，让中国和中国科学立于世界之林。蒋丙然和竺可桢都是在西方接受气象教育，并分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业气象和气象学博士。他们携在西方练就的深厚学科知识根基， 回国后像灯塔一样，让中国气象找准定位，事业发展的大幕终于被徐徐拉开。
在先行者群体中，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人物。例如，中央观象台第一任台长、创办了《观象丛报》的高鲁（1877—1947年），他于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创 立了天文学会后，又积极支持蒋丙然在青岛成立气象 学会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圆了气象梦；他还是1928年 成立的民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。黄 厦千（1898—1977年）和吕炯（1902—1985年）分别在 1941年和1944年任民国中央气象局局长（前者还曾在 1929年任清华气象台首任台长），是气象建制化发展的早期领航者。
2.1.1 蒋丙然
作为先行者，蒋丙然于1914年7月在中央观象台创刊《气象月刊》（后扩版为《观象丛报》），一直到 1921年10月，实现每月1期，总计75期。《气象月刊》是 我国最早用“气象”命名的学术刊物，也是最早的学 术月刊，蒋丙然是主要的组织者、编者和作者，其宣 传和发展气象事业的意义不言而喻。蒋丙然先后出版 了《大气运行》《实用气象学》《理论气象学》《通俗气象学》《航空应用气象学》等学术著作，是学会早期最 活跃的著书立说者之一。
在气象业务和服务方面，蒋丙然在国力微弱的困境中艰难前行。为了使气象科学观测工作标准化，他依据万国公用标准准则，撰写了《气象观测规程》，1914年元旦起在中央观象台实施。正是基于该规则， 中国气象观测时间采用120°E标准时。为了汇集更多气象观测开展预报服务，他与交通部交涉，从1915年 2月起，每日可得海关测站派发的两次免费气象电报；他还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协商，获得该台收到的国 外气象电报，从而解决了气象观测资料匮乏的问题。1915年开始，气象科开始每日试绘制天气图，蒋丙然 更是亲手绘制了第一张中国人的天气图。基于天气图，1916年开始，中央观象台气象科公开对社会每天2次发布天气预报：上午09时前悬挂信号旗，晚间预报则由北京报馆公布。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25年，在 中国领土上开创了由中国人发布天气预报的新纪元。
1918年，蒋丙然首次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全国气象分区等理念；1920年他在《观象丛报》上再次发 表《扩充全国气象测候所计划书》一文，终于在1921 年获得批准，却因经费不足，计划设立40个站，最后 只建成张北、西安和开封3个站。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后，蒋丙然数次以学会 名义要求政府考虑发展气象科学事业，并在《中国气象学会会刊》创刊号上刊发了《拟划庚款兴办中国各地气象测候所意见书》。蒋丙然还在1929年提出定期举行全国气象会议，以统一全国气象观测和活动的规定。首届全国气象会议于1930年4月16日在南京召开， 扭转了之前气象活动各行其是的局面。
蒋丙然1946年任台湾大学教授，1958年8月17日， 台湾气象学会成立，蒋丙然当选会长，包括刘衍淮等8人为理事。两岸气象交流活动因为台湾气象学会的存在，在世纪之交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2.1.2 竺可桢
竺可桢的一生，竭尽全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，他先从气象高等教育抓起，立志为中国培养气象高级人才。1921年，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，后来又任浙江大学校长，两机构都成为 有志于气象研究的年轻学者的聚集地，中国最早的气 象研究高地随着竺可桢先生的身影而流动。1927年， 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筹建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，真正 让气象研究落地中国。1930年，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气象会议上，竺可桢提交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一 直在酝酿的《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》，该计划 书是最早从国家高度，布局气象基础设施的文件。从 1936年开始，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13年，培养 了大量气象人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竺可桢发表的《论 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》成 为气象为国家发展服务最初的样板，引起毛泽东主席 的极大关注，并邀请竺可桢当面交流。1949年，竺可 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他留给后人的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等著作，是中国里程碑式的科学研究成果。
竺可桢早在1933年就在其编著的《气象学》教材中，给出了气象学（Meteorology）的定义：“研求地球 上大气中各种现象之科学也。”竺可桢还是我国最早跨学科研究的实践者，他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 奠基人，在台风、季风、中国区域气候、农业气候、 物候学、气候变迁、自然区划等领域深耕细作，开创 了历史气候学、现代物候学、中国科学史a等学科领 域，是农业社会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。科学界甚至提出研究“竺可桢学”这一以“求是”为核心的思想宝库。
2.2 实业和科学考察的创业者张謇和刘衍淮：让气象实业和科学考察两翼齐飞
气象科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学科，又因为其应用端连接着服务于国家和民众的气象预报，也成为一项全球视角下的国家事业。气象预报需要借助于观测网和数据传输才有可能实现，这就需要前期的巨大投入；气象预报还需要对大气运动的规律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同样需要具有科学探险精神的学者投入其中。实业家和有“中国私人气象站之鼻祖”之称的张 謇（1853—1926年）和在中国最早主导的科学考察活 动——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气象考察参与者之一刘衍 淮（1908—1982年），就是其中的代表（图3）。
此外，陈一得（1886—1958年）于1906年开展气象观测，1927年在云南昆明钱局街住宅内创建“一得 测候所”，是我国第二个私人测候所。他还著有《云南气象》《新纂云南通志》中的《天文考》和《气象考》 等；1951年被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，还出任云南气象学会主席。
2.2.1 张謇
张謇，江苏南通人，清末民初实业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。早在1913年，张謇就在私立南通甲种农业学 校开设气候学课程，既代表了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 更找到了助力国家发展、科技强国的方向。1916年， 张謇筹备建立军山气象台，为了全面与当时先进的西方气象观测网比肩，他派人到日本学习气象观测，全 面从日本引入气象观测仪器。
在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成立时，年过七旬的张謇被一致推选为终身名誉会长。他同时还是中国科学社成立时唯一的国内名誉社员，也是中国矿学会会长、 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。
在我国气象专门机构尚未建立、气象专业教育尚未开展的20世纪初，张謇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， 对气象事业的政治属性、科学内涵、重要作用有了十 分深刻的认识。张謇为了经营实业而开办纱厂，为了 掌握纺纱原材料，又经营了垦牧公司自种棉花，棉花 种植曾数次遭台风、暴雨和大潮袭击，因缺少准确及时的气象观测和服务，均未能提前防备，受到很大损 失。对比了多年的棉花产量后，张謇得出结论，“棉产 量之丰歉以受气象之支配为最巨”，在引进国外棉种 时，也考察了最适气象条件。在《南通地方创设气象 台呈卢知事》和《军山气象台概略》中，张謇明确提 出：“窃农政系乎民时，民时关系气象。各国气象台之设，中央政府事也。”针对我国气象台站多为外国人实际控制的现状，切中要害地点出“气象不明，不足以完全自治”。
为了推进中华民族气象事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，张謇身体力行、出钱出力，建台站、买设备、办学校、育人才。在台站建设方面，张謇不仅在1916年设 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气象台——军山气象台，更在出 任农商部总长、水利局总裁期间，在全国农林机构设 立了26处观测所，在长江、淮河流域设立多处水文站 和气象观测站；为了全面与当时先进的西方气象观测 网比肩，军山气象台落成后，购置了德、日、英、法 制造的11种先进气象仪器，并安装了两台无线电收发 报机，在装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在教育方面， 张謇重视各类人才的培养，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培养 了一批早期的气象人才。他投资和参与建设了震旦大学、东南大学等高等学府，是蒋丙然、竺可桢等曾经 学习和任教之处；创办军山气象台之初，选送优秀人 才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培训，军山气象台主任刘渭清在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，成为学会的 骨干力量。张謇还在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和军山气象台举办短期训练班，提供实习实训，为农科生和相关人 员普及气象知识和观测技术。
2.2.2 刘衍淮
刘衍淮，山东平阴人，气象学家，气象教育家。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，刘衍淮和中外十余位地质、地理、气象等专业的专家学生一道，完成了20世纪世界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在中国开展的科学考察。观测 既是气象业务流程的开端，也是攀登气象科学高峰的 第一站。到现场去，到高空去，到风暴中心去，获得对各类天气气候事件的直观认识和第一手数据，直到 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是 面向重点区域、获得重要数据、形成重大发现的主要形式。
100年前，气象科学在刚刚成立的中国气象学会的主导下方兴未艾，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的中华大地， 尤其是远离东南沿海的大西北，在气象科学家的视野 中，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有无穷的天气气候特征和规律 等待着科学家们去探寻；且“人工测量”在当时门槛 很高，既需要操作层面的技术，又需要对自然规律的 理解，更需要科学精神的持之以恒的支撑。当时，除 了中央观象台和军山气象台“一官一民”之外，几乎没有国人主导的气象观测。
历时三年，近4000 km，西北科学考察暴露了科 学研究艰苦的一面，使知非努力科学不能救国，必须 有“以探求真理为第二生命”的精神，才能克服各种 困难，和蕴含无穷能量的大自然对话。同时，科学考 察也给予了不畏艰难勇攀科学高峰的年轻气象学家丰 厚的回报。额济纳河畔的雨水、居延海高空的风、跨 越昆仑山的强冷空气、柴达木盆地的沙尘暴、天山脚 下的风雪云雾，刘衍淮1077天从未间断的35万字的日 记，是气象科学研究的珍贵宝藏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《天山南路的雨水》《迪化与博古达山春季天气之比较》 等一系列气象科学研究成果。
此后，刘衍淮和李宪之一起继续向西，前往德国柏林，凭借扎实的气象学功底，在气象教育重地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1934年归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、 清华大学任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空军急需大批专业 气象人员。1936年在竺可桢的推荐下，刘衍淮任中央 航校气象教官兼气象台台长，并在昆明开办了空军测 候训练班。1949年后刘衍淮离开中国大陆，服役于台 湾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，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 兼教授。刘衍淮任教近半个世纪，培养了近3000位气 象专业人才，好学敬业、笔耕不辍、言传身教、桃李满门。台湾气象学会为了纪念刘衍淮，设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面向气象专业学生的奖学金项目。
2.3 桃李辈出的教育者李宪之和谢义炳：气象成为更多人的兴业之路
中国气象近百年来的发展史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教育和培训的历史：从拥抱西方近现代气象科学理念，到学习早期气象站网布局，再到以天气图为工具开展预报服务都是学习的过程。在20世纪后期，世界 进入雷达、计算机和卫星时代，中国气象人通过汲取 欧美成功经验，发展了自己的天气雷达网、气象卫星 和数值预报模式。在这样的进程中，优秀的气象教育 者角色不可或缺，而毕生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从事气象教育，特别是当初几乎以一人之力让 气象课程在西南联大延续的李宪之（1904—2001年） 和在面向业务需求的气象教育中提出建设中国自己的 东亚学派的谢义炳（1917—1995年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（图4）。
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，先是少量学者或者出国留学学习气象，或者通过西方气象书籍了解气象，出色的学者几乎同时也是气象教育者，才使得气象发展成为一项事业。其中，在南京大学任教40多年的中国气 象学会名誉理事长黄士松（1920—2017年），以及从中 央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，后长 期任教于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南京大学气象系首任主任朱炳海（1908—1994年）尤其值得铭记。
2.3.1 李宪之
李宪之是中国气象科学的奠基者、开拓者之一。他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26年升入北京大学， 1927年报名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，参与了最早的气象科学实践。完成科学考察后他继续西行，在德国 柏林大学学习，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。在德国从事两年研究后，1936年李宪之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气象教学工作，1937年成为我国最早的气象学教授之一。抗日 战争期间，他成为西南联大教授，将战争可能对我国 气象事业，尤其是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带来的影响减少到最小：1937—1946年西南联大气象专业课程总计80 门，李宪之主讲课程达到惊人的43门，让总计615位 学生受益。学校南下期间，他还在云南大学、空军测 候班讲授气象学。1946年李宪之成为清华大学新建气象系的首任主任，并于1952年随院系调整，再次回到北京大学。李宪之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， 通过教学育人发展中国气象事业，是他终生的追求。
李宪之的教学工作，是以其深入的研究作为基础的。早在柏林大学期间，他在研究台风时，就凭借那时不多的观测数据得到东亚寒潮可以穿越赤道，在南半球产生暴雨、形成台风的结论。这一重要见解，颠覆了赤道无风带“隔绝”了两个半球的传统认识，4年后被日本学者证实，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被卫星云图不断勾画出来。李宪之一生研究范围广泛，涉及气象相关的多个主题。例如，他提出地震的“水成学 说”挑战“板块构造学说”，去世前他还在研究如何以气流和海江河水流动作为主要驱动，解释环太平洋地震活动区域顺时针迁移的规律；他甚至利用月球的质量重心和几何中心的偏差，尝试解释月亮为什么总是同一面向着地球。
李宪之1951—1958年任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， 1955—1958年任《气象学报》编委会主任，他还是 1950年成立的北京市气象学会首任理事长，为气象学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2.3.2 谢义炳
谢义炳是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43年获浙江大学硕士学位， 1949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，1950年回到祖国。谢义炳清楚地知道，要真正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，前提是先把气象高等教育发展起来。于是，他选择清华大学开始其人生事业。
师从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斯贝的谢义炳，却在教育实践中常常提醒学生和同事，不要迷信国外权威，要走自己的路，拿出中国自己的东西来。他认为，国际气象发展史上的挪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，都是特定时代加上特定地区气象学者共同努力而形成的，都有时代的局限性。他时常鼓励身边的人要敢于突破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，建立属于中国的“东亚学派”。
自告别罗斯贝后一直在气象高等教育领域深耕的谢义炳，深得老师和芝加哥学派强调数理基础的思想精髓，尽一切努力让气象教育走上打好数学和物理基础，用物理和动力学发展气象的轨道。1952年，正 是在谢义炳的倡导下，说服了清华大学副校长叶企孙 和教务长周培源，清华大学气象系在并入北京大学 时，选择了物理系。后来，气象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 于1959年在北京大学组成新的地球物理系后，“学数 学系的数学、学物理系的物理”在该系师生中成为一 种信念，气象教育崇数理基础之风，惠及了地震、天 文和空间物理等专业。谢义炳也是利用综合性大学优 势推进气象教学的最早倡导者。例如，20世纪50年代 他作为北京大学气象专业的负责人，先是邀请叶企孙 在北京大学开设“大气声光电学”课程，开创了大气 物理学的先河；他还邀请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专家开 设“流体力学”课程，让学生有机会跳出气象看气象；1955年他邀请了苏联专家讲授“动力气象学”，鼓励在校生具有更好的国际视野。
谢义炳在教学的同时，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。这些研究通过出版教材使更多人受益，如早在1959年就 出版了《天气学基础》，该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和完 整的天气学教材。1963年，谢义炳和陈受钧等合作发 表《东南亚基本气流与台风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统计与分析》，揭示的亚洲季风区40～50 d振荡，比著名的发 现MJO（Madden Julian Oscillation，热带大气季节内 振荡）的论文提早了8年。为了提升教学和气象学科发 展水平，谢义炳结合中国气象预报的实际，主动找国家关切的重要课题开展研究。1975年8月河南特大暴雨 灾害发生后，一位省级气象研究所的同志到北京大学 找到谢义炳激烈地问道：为什么台风能在河南下这么大 的雨？同样情况是否也会在其他（非沿海）地区发生？你们学校专家必须回答我们这些问题！面对这样的质 问，谢义炳没有退缩，而是响亮回应：气象部门提出 的问题，我们气象专业的教师责无旁贷，我们马上组 织人力进行科学研究，寻找答案，一定要解决特大暴 雨预报的难题。谢义炳说到做到，他先主动要求参加 国务院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，甚至提出“如果以 后再发生（没有预报）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就去坐牢”。他向防汛指挥部领导提出要求：值班做预报一定把我 排上，紧急情况下随叫随到。随后，谢义炳率先组织 北京大学气象专业老师成立暴雨研究组，他率先提出 用准地转Omega方程对特大暴雨过程作诊断分析。这 项研究很快扩展成由谢义炳牵头、由15家单位的38名 人员参加的“北方暴雨研究协作组”，后续增加到26 个单位的200多名气象工作者协调开展的自愿性质的 系统研究，《中国北方暴雨丛书》（第一本于1978年出 版）系列成果相继出版。谢义炳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实际预报人员说：‘现在，在暴雨来临前，我们不慌 了’是对协作组工作的高度赞扬。”1987年，经谢义炳多方呼吁，我国第一个“暴雨监测与预测国家重点实验室”落户北京大学，实现了可持续的暴雨研究。
谢义炳曾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，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。谢义炳1982年成为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，1988年获芬兰帕尔门 （E.Palmen）国际奖，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气象学家。
（未完待续）
